谷正伦于1922年被袁祖铭赶出贵州后,逃到武汉、上海等地闯荡了一年多,因仕途失意,转到湘西投奔时任湘军第一师师长的日本士官同学贺耀祖,先后担任该师军官讲习所教育长、参谋长等职。1926年湘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谷升任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独一师奉命与第二军和第六军东征。1927年3月参与进攻南京,在攻打雨花台高地时,因炮兵久攻不下,谷正伦便亲自上阵,他连发三炮,皆中的,为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立下了第一功。因而声名大噪,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师长、南京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司令、宪兵司令、湘西警备司令、甘肃省主席、粮食部部长等要职。据跟随谷正伦多年的唐伯珩、黄谟等人介绍,谷为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和担任宪兵司令十年期间,杀害了无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时人称呼他为“谷屠夫”。
1948年初,谷正伦因与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关系非常紧张,听说他有两个多月未去粮食部上班,蒋介石原拟成立宪兵总司令部,调谷出任宪兵总司令,被谷婉言谢绝。后因“戡乱”军事失利和“黔人治黔”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为缓和内部矛盾与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以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于同年四月经行政院会议决定,将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任命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要他们各回原籍扩军备战。
谷正伦接到回黔主政的任职令后,于4月29日下午飞抵贵阳,随同他来的有潘锡元、蔡羾云、黄谟、许沛然等四人,都住在永乐路顾祝同公馆。当天下午五时许,潘锡元打电话到省府秘书处联系交接事宜,接电话的科员吴维忠告诉他杨森主席和李寰秘书长均已去渝履新。潘便要吴找一位负责办移交的人迅速到顾公馆商洽有关工作。吴维忠随即到省府宿舍通知我立即去永乐路见潘锡元,见面时我把杨森、李寰及省府各科、室负责人均已去渝,只留下省府主任秘书葛覃和我代办移交手续等情况向潘作了汇报,并说明各项移交清册都已造好,希望尽快接收,以便我能早日离筑去南京蒙藏委员会工作。潘说：听口音你好象是湖南人,我们这次随同主席来的四个人,除我之外,其余三位都是湖南人。他随即介绍蔡羾云等与我会面。在闲谈中得悉蔡的一个堂弟是我读高中时的同学,因此他极力劝我留在贵阳工作,并说主席定于5月1日就职,嘱我转告全体工作人员尽量都留下来各就原职,移交手续以自交自接为好。
谷正伦到任伊始,他在省府扩大会议上发表到任后的感想和今后工作的途径的讲话,首先强调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自当效忠党国,服膺“总裁”训示,努力为桑梓服务。他号召各党、政、法团和全省同胞打破民族、区域和派系界限,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把贵州建设成为“戡乱救国”的基地而努力奋斗。为此,他首先抓人事安排工作,在军事方面:最先任命他的安顺同乡张法乾(原宪兵司令部旧部)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派张安庆接替东方白的省会警察局局长职务。不久又任命韩文焕(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首都警察厅厅长)为保安副司令,由韩布置党羽掌握全省的武装力量。在行政方面:因前任省府秘书长及省田粮处长已离任去渝,他派潘锡元(原甘肃财政厅主任秘书、省税务局长)为代秘书长,以谢钟元(原军政部主任秘书、粮食部参事)为田粮处长,任命蔡羾云(原甘肃省政府机要秘书、粮食部简任督察)为新闻处长,派华仲麟(原贵州大学秘书长、CC分子)为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财经方面:他首先改组贵州省银行董事会,以杜惕生(原军政部军需署副署长)接替刘汉清的贵州省银行董事长的兼职。派赖永初为贵州省银行总经理,并以其亲信唐伯珩(原湘西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为副总经理。由于反共内战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猛增,货币飞速贬值,一些投机商人大肆囤积居奇,更助长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谷正伦遂按照“非常时期取缔囤积居奇处理办法”命令省会警察局没收贵阳囤积物资的大户以诚商行的所有棉纱、汽油等物资,并以这些没收得来的物资做资本,成立贵州省物产公司,派他的亲信朱迈沧(原宪兵司令部军需处长)为总经理,在香港、广州、柳州、遵义、都匀等地设置分支机构。据省物产公司都匀分公司经理赵智生说,该公司除收购贵州的土特产外销、换购一些军需物资回黔外,还兼办储、存、贷、汇等地下金融活动,非法牟取暴利。
1948年6月,谷正伦在省府委员会上提出“崇法务实、保境安民”的施政方针。他所谓的“崇法”,实际上是要崇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法,要求各级公务人员要办实事,不搞虚假,不慕虚荣。强调执政者的首要任务是保境安民,特别要让农民安居乐业。他说:“共产党之所以迅猛发展,主要原因是在共军盘据的所有地区,都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骗取农民的好感,把农民牢牢地拴在他们的战车上。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为此,他决定通令全省各专、县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以增强农民对政府的向心力。所谓“二五减租”,是指出租土地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秋收后粮食的分成比率。在贵州农村,一般都是租、佃双方对半分成,即地主和佃农各占50%。听说有些地区也有按四、六分成的,即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秋收时只能分到40%的劳动果实。实行“二五减租”,就是要把秋收的粮食产量先提出25%给佃农,剩下的75%由地主与佃农平均分配,即地主只能得总产量的37.5%,佃农应得62.5%。他号召全省党、政、军机关干部都要做实行“二五减租”的表率,并重申他自家坚决带头执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有很多专、县由于地主豪绅的抵制,根本没有推行,最终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与此同时,他为揉和与消弭贵州的派系之争,在调整各县县长人选时,分别从各派系中挑选一两名较有才能的人士出任县长,赢得各派系对他的拥戴。
1948年底,谷正伦奉蒋介石电召去南京开会商讨加强战备措施,决定在贵州组建十九兵团,下辖49军和89军,调原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儿)任兵团司令兼49军军长,任命刘伯龙为89军军长。蒋还要谷扩充保安团队,并面示由于国统区范围不断缩小,今后各省都要自筹军费,不能再依靠中央拨款。谷回黔后,一面积极扩充地方武装,把原有的五个保安团扩编成八个团,组建为四个保安旅,任命刘鹤鸣为保一旅旅长,谭本良为保二旅旅长,张法乾为保三旅旅长,罗湘培为保四旅旅长。此外,又在各专区组建独立团,要求按照“反共救国实施纲领”进行游击训练。一面加紧筹措军费,由他的智囊蔡羾云、潘锡元出谋献策,在全省开征百货自卫特捐、增收百货营销税和食盐附加税(即按每百斤食盐增收银币一元)。谷正伦对如此加重人民负担尚嫌不够,认为远远不敷扩军的开支需要,他在征得省参议会同意后又决定开放鸦片烟禁,成立特货稽查处,在兴义、盘县、安顺、遵义、松坎、三桥、都匀等地设卡征收鸦片烟税,不惜用饮鸩止渴的办法聚敛所谓的保卫贵州的军费。更有甚者,潘锡元不顾公教人员的死活,把中央财政部每季预拨给省级机关的办公费和公教人员的工资拖延到月底或下月初才发放(因自42年起省级财权收归中央),他把这些钱拿到贵州银行放高利贷从中牟利,当时省级机关的公教人员都把潘锡元呼作“盘息钱”。
1949年5月,谷正伦应李宗仁电召赴广州开会,要求各省加紧征购和储备军粮并按照阎锡山制订的“军政一元化”的作战方案,决定成立贵州绥靖公署,以谷正伦为主任,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亦派谷正伦为贵州党务特派员,实行谷在贵州的党、政、军统一领导。谷回黔后,先后任命何绍周、陈铁、王文彦、王家烈、宋思一、刘汉珍等为副主任,以车蕃如为参谋长,宋质坚、张法乾为副参谋长。为了贯彻反共国策,举办“贵州省自卫干部训练团”，把全省的专员、县长和所谓的“自然领袖”(地霸豪绅)分期召集到贵阳进行游击训练。由韩文焕、张卓(原胡宗南部第一军军长、遵义步兵学校教育长)负责灌输反共思想。他们用“共匪一到,家破人亡”的谎言来号召参加受训的人要“拼命保命、破产保产”,要求他们组织地方武装与共军拼死顽抗,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1949年6月,谷正伦按照行政院的统一部署,成立贵州省反共保民委员会,由省府聘请一些省参议员、省党部委员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担任委员,并由他们推选省参议会议长平刚为主任委员,副议长杜叔机、省党部主委黄国桢为副主任委员,省参议员郑代恩任秘书长。另调原财政厅主任秘书陈本昌为专职秘书,负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在反共保民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们都表示要团结一致,共体时艰为“戡乱救国”服务。由于各组成人员均系挂名兼职,据陈本昌说：开完成立大会以后,一直无人过问委员会的工作。在9月中旬省府精简人员时陈本昌被精简离职后,所谓的贵州省反共保民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1949年7月,谷正伦因胃病缠身曾多次分别向蒋介石、李宗仁呈请辞职,并举何绍周以自代。听说蒋欲准其所请,但他不能以在野之身批准政府官员的任免。而李宗仁则想派桂系干将夏威继任贵州省主席,因担心贵州人民拒不接受外籍人士主黔,他托白崇禧征求谷的意见,由于谷正伦坚持黔人治黔的立场,谷正伦的辞职请求也被搁置。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即将解放全中国之际,谷正伦仍妄图负隅顽抗,召集各党、政、军机关研究制订所谓的“应变计划”,要求各单位分别制订各自的“应变方案”送绥署汇总,以便制订“贵州省戡乱救国应变计划”。会后省府由主任秘书刘剑白写了一个“贵州省战时县长办事细则”,内容大致分为临战时期和接战时期两部分。规定临战时期各县县长应在省、专区和师以上部队长的领导下负责组训民众,扩充地方武装力量,建立和健全县自卫总队的组织机构,要求做到区有大队,乡有中队。增强通讯设施,做好粮食及其他重要物资的储备工作。接战时期,必须按照中央制订的“军政一元化”作战方案的要求,县长应受当地驻军团长的直接领导,融军事、政治、军民于一体,负责部队的给养、运输及军工等任务,组织民众把粮食和重要物资转移到安全地区隐蔽储存,必要时亦可分散给当地农户保存。县自卫总队,在驻军的统一指挥下,力求进退自如地牵制打击敌人。原办法比较详细,因为我只大致浏览一下,加上时逾半个世纪,大多记不清了。各单位的应变方案送到绥署以后,由于绥署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问题上出现分歧,原计划绥署设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49军、89军和101军及各专县的地方部队；政务部,代行省政府的行政管理机能；联勤部,负责后勤补给业务等。听说谷正伦要任命韩文焕为作战指挥部长,引起了何绍周、陈铁、王文彦、宋思一、刘汉珍等黄埔一期毕业的将领的反对,导致所谓的“贵州省戡乱救国应变计划”一直没有正式出台。
1949年8月15日,香港报纸登出:“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获悉后,主张立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随即下令派桂系部队鲁道源兵团入滇震慑。蒋介石怕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他于8月24日由台北飞往重庆,主张对卢汉采取恩威并施的两面手法,一面电邀卢汉去渝述职,尽量进行安抚拉拢,诱卢归顺;一面电召谷正伦、何绍周、刘伯龙、罗广文、李弥、余程万等到重庆开会,决定成立“援滇总司令部”,以谷正伦为总司令,负责指挥在贵州的何绍周兵团两个军、驻川南的罗广文兵团两个军和驻扎在云南的第26军及第8军讨伐卢汉。同时命令刘伯龙的89军克日向滇东进发,罗广文部沿川滇东路向云南移动,要第8军、26军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谷正伦返筑后在省府委员会上传达“援滇计划”时很得意地说：“过去总是滇军打黔军,云南人压制我们贵州人,现在该是我们贵州人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后因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运用其与卢汉私交较厚的关系,促成卢汉赴渝面蒋。卢极力申称香港媒体的报道纯属谣言,为表明他对党国的忠诚,卢主动提请辞去云南省主席职务。据说蒋介石不仅未接受卢的辞职请求,而且还答应拨发100万银元给卢汉扩编两个军的地方部队,所需装备由国防部核发,但要求卢汉回去后必须按军统局长毛人凤提供的黑名单,执行逮捕在昆明的近400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是蒋介石集团蓄谋借刀杀人、企图嫁祸于卢汉,迫使卢不敢投共的一个阴谋。在卢汉接受这个条件并于1949年9月9日在昆明进行的“九九整肃行动”中逮捕了200余人后,原来精心策划的“援滇计划”随即宣告结束。最令国民党反动派始料未及的是:卢汉一面拖延审讯时间,一面于12月初报经李宗仁批准将被捕的人都释放了。不久国民党中央又批准把贵州的保安部队组建成101军,谷正伦推荐韩文焕任军长,后接阎锡山复电称:“101军军长一职,车蕃如如何”。实际上就是不同意韩文焕当军长。当蔡羾云把阎的复电告诉谷正伦后,谷感到百思莫解,不知是国民党中央对他不信任还是对韩有意见,他叮嘱蔡羾云不要透露这个消息,以免造成韩在保安团队中的不良印象。同时立即致电在台北的谷正纲,要他查明原因并转托何应钦、顾祝同鼎力斡旋。旋接谷正纲复电,方知是陈诚和顾祝同以为韩文焕缺乏作战经历,不宜担任军长,提名车蕃如任军长,也是陈诚的意见。由于谷正伦坚持要韩任101军军长,国防部又不同意,拖了两个多月没有发表任职命令,直至贵阳解放前夕,阎锡山才批准韩当军长。根据“贵州省应变计划”草案的安排,一旦共军进入黔境,绥署及省府等军政机关一律迁到毕节办公,武装部队逐步向黔西南和黔西北地区转移,以便就近与重庆、广西加强联系,协同行动。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向湘西推进,谷正伦深知贵阳行将不保,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他担心在国民党军队撤离贵阳后的真空期间可能出现骚乱,他的家乡观念很深,怕他走后贵阳发生暴徒烧杀掳掠,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怕贵阳人民不会原谅他,更怕背上历史的骂名。为此,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亲自到小哲溪登门拜访身孚众望的卢焘先生,请卢出面组织一个临时维持治安的机构,以便保护贵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需维持治安的武器可由绥署拨给。听说卢最初以年老体弱为由,不愿出山,经谷一再恳求,卢以旧谊难却,勉力承担这一重任。随着湘黔边境进入临战状态,谷正伦决定把老母妻儿送往香港,因谷母胡氏不愿远走他乡,经谷一再跪地哀求,谷老太太仍执意不从,迫不得已,只好把老母送回安顺。听说后又护送到织金豪绅李铭山处。尽管当时谷的胃溃疡出血日益严重,但还是让他的夫人陈白坚带着儿子远走高飞了。
1949年11月初,谷正伦突然改变计划,通知各军政机关,决定将省政府迁到安龙,绥署和保安司令部迁到兴仁,在毕节设省府行署,以教育厅长付启学为行署主任,负责领导毕节、遵义地区的工作。当时大家对这个突然改变都不理解,后听蔡羾云说“主席是嫌毕节二字的字义不好,他决心要保持晚节,不能毕节！”不仅令人捧腹,也充分体现他至死还要效忠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11月5日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进入黔东边境,谷正伦命令49军誓死抵抗,并立即成立疏散指挥部,由宋思一负责各单位疏散用车的统一调配工作。11月8日,解放军已推进到镇远施洞附近,谷又严令49军必须坚守黄平一周以上,以保证省府等军政机关安全撤退。当天下午谷要会计室拿给我5000元(贵州省银行发行的票面为1元的银元券),要我分送给省参议会议长平刚2000元,副议长杜叔机1000元,省党部主委黄国桢、副主委季天行各1000元作疏散费。省府机关中层以上干部有家属疏散的每户发给疏散费1000元,只有何朝宗、蔡羾云二户各发3000元。家属疏散工作要在14日前完成。
11月9日上午何朝宗召集省府秘书处的中层干部说“省府机关定于15日迁往安龙”,希望大家做好撤离准备,并说主席要我们撤离贵阳,主要是为了在贵阳真空期间免受惊险,我负责等共军进占贵阳恢复社会秩序后把大家带回贵阳。不料10日下午9时许,情况突然变化,省府门口加强了警戒。10点过钟,蔡羾云打电话通知刘剑白(省府主任秘书)、黄谟(省府秘书、保安司令经理处长)和我立即到南明堂谷公馆集中撤离贵阳,要我们在省府宿舍等车去接。11时30分,我们到达谷家,只见交通股长沈锡奎正在指挥驾驶员张鸿勋用黄泥浆水洒到谷正伦专用的别尔克轿车和福特轿车玻璃上,以免在撤逃途中被别人看到,同时发现到达谷家的人只有何朝宗、蔡羾云、贾智钦(省卫生处长、谷的医生)等三人,刘剑白问蔡羾云还有哪些人,蔡说因临时接到黄平前线的紧急电讯,必须提前转移,住在省府宿舍以外的同志无法通知,他要我们在客厅休息。大约12点过钟,张法乾和余文炯(谷的侍从)陆续到达,凌晨3时保安司令部警卫营长打电话给张法乾说:已派一个警卫连分乘4辆大卡车整装待命,经张请示谷后,确定11日拂晓出发,要求警卫部队与省府车队保持一、二百米的距离,以免引起人心浮动。6点30分,谷命登车起程,他先走进别尔克轿车,临行时忽然又要与卫士刘怀振改乘吉普车,要张法乾和蔡羾云乘他的别尔克轿车领先,谷的吉普居次,其余六人分乘二辆轿车、一辆吉普尾随跟进。车过清镇才天亮,沿途很少车辆人行,并无慌乱现象。上午八时到达安顺,张法乾下车回家料理家务,我们稍停片刻即驱车前往镇宁,赶往县政府。12日下午听说何朝宗与谷正伦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何问谷：“根据49军在黔东与共军接触的情况,我们能在黔西南站得住脚吗？”谷迟疑了一下回答说：“大势已去,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何说：“既然如此,为避免生灵涂炭,可否走湖南和平解放的道路？”谷说：“我不能。等我走了以后,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斟酌。”在镇宁住了两晚,13日中午,韩文焕打电话向谷汇报说“贵阳虽然人心浮动,但社会秩序不乱,刘伯龙已撤到贵阳,保安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定于即日下午起程去兴仁。”谷告诉韩省府即日移驻晴隆,要韩到晴隆会晤。我们于13日下午3时到达晴隆,住县政府。下午六时,韩文焕、张法乾偕宋克今(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肖开训(保安司令部参谋处长)、何锦书(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及省府无线电总台、省卫生处装运医疗器械和西药的四辆万国卡车相继抵达晴隆。由于县政府只能腾出两间正房、四间厢房和一个会议室,仅够省府及保安司令部机关十多个人使用。省府电台和卫生处的人只能住到晴隆街上的招待所。14日下午谷正伦获悉卢焘被刘伯龙杀害,非常痛心,气得胃溃疡出血,大骂刘伯龙狗胆包天。他深感内疚,认为如果自己不力劝卢焘出面维持贵阳的社会治安,卢是不会死于非命的。特别是刘伯龙未经他的批准在贵阳擅自委派一些师、旅长,认为是对他的不尊敬,同时刘还扬言要杀掉韩文焕和说话口音不对的外省人。
11月17日上午刘伯龙的搜索营在晴隆街上、谷的眼皮底下接连抢劫103军警卫营的武器和保安司令部的械弹,使谷深感刘伯龙不仅败坏军纪,且已成为危害人民和社会秩序的最大祸害,遂萌生处决刘的念头。随即召集韩文焕、何朝宗等秘密商议,研究解决刘伯龙的问题。听说当时韩文焕提出,由于刘在平彝(今富源)、曲靖一带杀了500多学校师生和农民,滇东人民恨之入骨,他们扬言要破坏公路阻止贵州军民向昆明撤退,如果不除掉刘伯龙,主席要去昆明养病,可能会出现阻力,因而更加促使谷下定杀刘的决心。但谷又是个多疑和惯用心机的人,他担心不一定能得到89军两个师长张涛和项荣还的全力支持,于是他要何朝宗去做张、项二人的工作(因何朝宗曾任何应钦的副官长,张、项都任副官),何当时表示负责与张、项沟通,保证不会出问题。17日下午5时,谷召见张涛和项荣还表明杀刘的意图,得到两位师长的全力赞成,当即决定由保一团负责杀刘任务,张涛负责解除89军直属队的武装。方案确定后,为防止走露消息,谷命在县政府的所有人员,一律不准下山(县政府在山坡上)上街,当时韩文焕指定保一团团长李成举执行杀刘任务,要张法乾打电话通知刘伯龙,告诉他主席定于18日上午10时赴昆明养病,决定任命刘为绥署副主任,约刘于上午9时到县政府接受任务。同时何朝宗也通知刘剑白准备纸笔于刘伯龙到达县政府时书写任命刘为贵州绥靖副主任的布告。
18日上午刘伯龙带了一名副官、两名卫士准时到达县政府,由余文炯引进谷的房间,约20分钟后,刘告辞出来路过东厢房,他看到有人正在书写任命他为绥靖副主任的布告,感到非常高兴,还掏出杜鲁门香烟招待刘剑白等人,随即由李成举护送他由县政府礼堂右门出去,接着就听到几声枪响,刘伯龙被击毙在礼堂中间,他的副官和卫士同时被捕。当时刘在山脚下还有十多个警卫人员,听到县政府的枪声,知道刘已被杀,他们准备向山上冲杀,被保一团的机枪压制住了。此时328师师长张涛率部按预定计划缴了89军直属队的枪,总共不到一小时就解决了问题。刘伯龙被枪毙后,谷正伦一面立即以“刘伯龙违抗军令、克扣军饷、纵兵抢劫、滥杀无辜，已予就地正法”打电话向正在重庆的蒋介石汇报,一面急电报请行政院长阎锡山备案。次日早晨即接阎的复电称“准予备查，所遗89军军长一职，请兄遴员接充”。谷随即任命王文彦为89军军长,张涛升任副军长。因王文彦不愿就职,谷命张涛为代军长。
19日上午8时,蔡羾云传达谷的指示,省府机关人员即日转赴盘县,他手持谷亲笔书写的一张纸条“宋副参谋长：着即归还借欠省府银币五万元正。谷正伦,11月19日”,要黄谟和我到兴仁绥署去取款。我们到兴仁找到宋质坚副参谋长,据告绥署没有银元,他要我们提取一块重400两的金砖回晴隆复命,经以电话征得谷的同意后,才立即携带金砖赶到盘县,由黄谟将金砖交蔡羾云保管。谷正伦到达盘县后,当晚就致电阎锡山呈请辞职,以便异地就医。越二日未见回复,又于22日清晨致电谷正纲面恳阎院长迅赐批复。23日下午接谷正纲复电“经请示阎院长,兄病可异地疗养,母年老体衰,望妥为照顾”。谷看完复电后,不禁老泪纵横。24日谷还把全省划为四个绥靖区,以刘鹤鸣为黔西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为黔西南绥靖区司令,吴剑屏为黔北绥靖区司令,余辉庭为黔东绥靖区司令。实际上就是要刘鹤鸣等替他收拾残局。25日上午谷正伦偕蔡羾云、贾智钦和卫士刘怀振分乘2辆轿车逃往昆明,由272师师长余启佑派了一个加强连护送到霑益。谷到昆明后,住在他的老友杨春溪(池生)家,于12月5日由昆明飞逃香港,结束了他的军政生涯。
谷正伦走后,韩文焕还在装模作样积极筹划组建101军司令部,宣布将保安司令部与101军合并。此时省府机关已徒具虚名,原来随谷撤离贵阳的九个人,有的随谷去了香港,有的到达盘县后见情况不妙便不辞而别,只留下何朝宗、潘锡元、刘剑白和我四个人,实在不是滋味。12月7日中午,何朝宗告诉我韩文焕定于次日率保安司令部机关人员赴兴仁,我们既不愿同去,也不能久留盘县,他想去昆明小住,再回贵阳,我们都同意他的意见。12月8日上午9时,我们四人分乘一辆轿车和一辆吉普车离开盘县,路经霑益进午餐,大约耽搁一个多小时,不料发现韩文焕、张法乾亦乘车赶到霑益。何朝宗问韩“你怎么也来了？昨天你说要去兴仁嘛。”韩文焕回答说“保安司令部机关人员已托肖开训带到兴仁去了”,我们只好付之冷笑了事。
我们到达昆明后,住谊安大厦,9日下午贵州特货稽查处长万徐如闻讯来访,他要我们搬到圈塘新村何绍周的别墅去住,说那里房子宽敞,家具齐全,住宿办公都很方便。我说现在还办什么公,能有一个地方呆一段时间就行了。本来约定第二天就搬过去,不料当天夜晚12点过钟,就听到卢汉宣布起义的广播,我随即与刘剑白商量,请何朝宗以贵州省政府代主席名义通电号召贵州部队起义,弃暗投明。同时分别电呈毛主席、朱总司令及贵州杨勇主席,宣布自即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旋接杨勇主席复电“先生归向人民,特表欢迎,黔省逃昆物资,请就地集中,武装部队待命整编,一俟交通恢复,请即回黔,进行交代”。何接到复电后,要我于12月20日携带原贵州省政府铜质印信、主席官章及省府电台人员回贵阳向省人委进行交代,并将黔省逃昆物资等情况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承徐健生秘书长亲切接待并按指示将原省府的印、章交秘书处徐治生同志接收,我被留在省人委秘书处工作。
作者为民革贵阳市委原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