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我正在大夏大学念书时,我在兴义初中读书时的两位同学周元椿(王伯群先生的内侄)和陈立言(周元椿的内弟),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回到贵阳,住在王伯群先生家,我经常去找他们闲谈叙旧。有一次,在王府内看到一位长者,长须美髯,气度不凡,令人敬畏。我便问两位同学：“这位老人是谁?”他们说:“你还不知道吗?这就是贵州名人周素园老先生,刚由延安回来”。提到周素园先生,我们贵州人都知道他是有名的民主人士,这次亲睹其风范,确实令人敬佩。大家都知道,素园先生是在长征时随王震将军到延安的。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周先生向毛泽东主席请求回家乡贵州,得到毛主席同意后,由延安辗转到重庆。当时在重庆的一些知名人士告诉他,国民党当局对从延安回来的人,尤其象周先生这种名人是采取监视的态度,你看现在住在重庆的很多民主人士都在他们的监控中。贵州情况更复杂,特务分子对一些爱国人士都不放过的,被杀害的地下党员不胜枚举,对象你这样由延安回来的名人,孤身回贵阳,恐坠入他们的陷阱,不如在重庆多住一段时间,让这件事情冷一点才回去比较安全。周先生听后很犹豫,但他在重庆无亲无故,又不能久住。此时王伯群先生在重庆正欲回贵阳,听说周素园先生已到重庆,他很担心周先生的人身安全问题,便立即去见周先生。周先生把友人告诉他的贵州情况转告伯群先生,伯群先生说:“我就是考虑这个问题来见你的,我就要回贵阳,你就坐我的车一同回去吧”。他们到贵阳后,伯群先生把周先生留住在他的公馆里,实际上就把周先生保护起来。以当时的情况,能够出面保护一位由延安回来的名人,只有伯群先生这样颇具名望的人才能够做得到,也只有他敢做这件事。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大夏大学校长,地道的贵州人。那些国民党人和特务,对他是畏惧的。周先生在王府住了一段时间,那些特务放松了监视,周先生才回到毕节。

素园先生在王府居住的日子里,伯群先生为了照顾他的起居,把周先生的大女儿周贞一女士安排到儿童保育院做秘书(当时儿童保育院的院长是伯群先生夫人保志宁先生),她的办公室就设在王府内,周贞一女士就便于照应她的父亲。素园先生回毕节后,保志宁先生也辞去院长一职。伯群先生又把周贞一女士安排到大夏附中,当时我是附中部主任。周贞一女士曾把这段历史告诉我,并说当时能保护周先生的非伯群先生莫属。

素园先生与伯群先生昆仲王电輪将军亦感情深厚,周先生在他所写的文集和往来信函以及他为贵州省文史资料撰写的“民革通史”中,都详尽记述了他们的关系。而我写的这段历史,却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权且作为今后研讨两位先生的一点史料吧。

2006.7.12

注：文章作者吴照恩系民革贵阳市直一支部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