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塔是贵阳一个尽人皆知的地名，更是贵州抗日名胜中的标志性建筑。它的全名叫“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塔”是百姓对这座碑的简称。

此碑原矗立于现在的新华路、市南路、青云路和神奇路的交汇口上。在我的印象中，塔的最下部是一个四方形的石台，四面有石栏干，每边都有进口。石台上是一个上小下大的三棱梭标型巨塔，塔高三丈左右，据说是10.2米，象征102师。塔用白绵石砌成，就像一把银色的利剑直刺长空。塔的三个面都刻有“国民革命军第一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个大字，塔身有周素园先生的铭文，塔周镌刻了该师抗日阵亡将士的姓名、年龄、职务，肃穆庄重，巍峩壮观。

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102师九千余人奔赴抗日战场，转战南北，在淞沪、徐州、武汉、长沙、南昌等地，英勇抵抗日寇的侵略。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22次大战役中，102师就参战8次，并立下赫赫战功。如在砀山一战中，与敌人激战六天，斃敌近千，击斃敌16师团大佐，打击了日寇的囂张气焰；又如在武汉保卫战中，与友军一道歼敌四千余人，以至在战地的木牌上友军写下了“向102师看齐”的赞语。该师为中华民族的存亡，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极为壮烈，回黔时，只剩一千余人，连补充的兵源在内，共牺牲了一万二千多名将士。为缅怀这些为国献身的官兵，贵阳各界人士及烈士家属共同倡议并出资，同时向社会募捐部分资金，于1940年动工1941年完成，修建了这座弘扬民族精神的纪念碑。这座宏伟的石塔，是一部贵州籍官兵用血肉写成的历史，是一座铭刻着贵州人民抗日精神的丰碑。

十年之后，即1952年，纪念塔被全部拆除，塔的主建者也在这一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两者有无联系，不清楚。拆除它的原因，据说是为了城市改造扩宽道路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历史的全屏帷幕慢慢拉开，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研究的视野逐步扩大，笔者对山城的这座纪念碑，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怀念，心里也萌生了想进一步了解它的强烈渴望。

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问过王景渊先生关于纪念塔的事。景渊先生是我的亲戚，抗日战争时期由103师816团团长逐步升任82师副师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役，并在著名的滇西松山战役中，与友军一道全歼日本113联队。他所在部队的官兵，同102师一样，都是浴血抗日战场的贵州子弟。我拜访他时，不知什么缘故，他不讲纪念塔，却给我讲了抗日战争中，他铭心不忘的贵州子弟。他说在南京保卫战中，103师是最后一支奉命守城的部队，全师将士与日寇苦战，数千贵州子弟血染南京城，以至国民党当局认为103师已全部殉因，停发了军响。他还说，在滇西松山战役和腾冲攻坚战中，有将近三千贵州子弟献生，他们的忠骨至今还埋在那里。讲到这里，他沉默了许久，然后，严肃坚毅地说：“死难英烈，不愧故土。”他是长辈，他虽未谈我想要了解的纪念塔，我也不便多问。

不久之后，我又在八鸽岩路偶遇李祖明先生。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民革命军140师835团团长。他是个儒将，写了一手好字，还著有《黔军史》。这位为人厚道善良的独山人，却是抗日战争中的猛将。他曾经给我说过台儿庄战役的一些片断，他说整个战场，周围数十里，日夜枪炮声不绝于耳，双方发射的照明弹、信号弹，把夜间照得如同白昼。据说，他带着部下，与敌寇轮番苦战，竟有四天没有合眼。在台儿庄战役中，140师有两千官兵血洒彊场，他的副团长遵义人王俊臣，也阵亡于此役。我偶遇他时，他作为大陆参加台儿庄大战的尚存军人，刚应邀去台湾参加纪念台儿庄大捷60周年归来。他十分感慨地说，与在台抗日同胞见面，劫后相逢，忆及当年不分贫富贵贱，同仇敌忾，守土抗战，感怀不已。关于纪念塔，他说他还有一些资料，要我找个时间去他家看。但很遗憾，由于我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待我回来时，他已辞世了。

2009年，我家迁居纪念塔，住房离纪念塔原址，估计不到八米。儿孙们问我，纪念塔在哪里？我俯身指给他们看，就在窗子底下。他们又问，纪念塔是什么样子？我把儿时曾经目睹过的塔的印象，描述给他们听。但由于语言的描述不直观，他们听了也还是很难想象出塔的雄姿。这就使我想到，如果能找到一张纪念塔的照片，让现在65岁以下的人看一看贵阳的这个抗日胜迹，了解抗日战争中贵州籍将士的不朽功勋，那是很有意义的事。

我向省、市档案馆询问，打听纪念塔的照片，他们说没有。查阅《贵阳百年图鉴》、《贵阳老照片》，也没有。《遵义百年珍影》中，遵义人唐树义在贵阳堰塘坎修的唐家花园，在相集中可以看到，但同是遵义人在贵阳倡修的纪念塔，在相集中却没有留下影子。我还问过周西成、王家烈等前辈的后代，他们也都没有这张照片。我突然想到我的姑公、离休老干申明华，他参加过抗日战争，是四野解放贵阳时的随军记者，留存下来的军旅照片有几千张，在这些照片的背景中，可能会有纪念塔出现。他老人家八旬早度，己不能下床，但听说是要找纪念塔的照片，立即叫家人把所有老照片拿来，一张一张地认真地查找，并交待一张都不能漏掉。看到他没有找到纪念塔照片而深以为憾的神态，我感受到了一段历史遗失的遗憾。

我又找到我的亲戚陆志新，因他家祖宅就在石岭街，离纪念塔不远。几千张纪念国民党将士顽强抗日的照片中，也没有纪念塔的踪影。其兄陆又新，又是国民革命军激战滇缅的28师中校高参，想必他会存有纪念塔的照片。但依然遗憾，他说过去确实有过两张，但在“文革”中被抄家时烧了。孩提时代，我同他经常在纪念塔前躲猫猫，看广告，快六十年之后，又来谈及它，我一句，他一句，相互触发，一些尘封了的纪念塔前的往事，又模模糊糊地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场景，我们至今都还有很深的印象。大概是清明前后，我们跟着大人们去挂青回来，路过纪念塔时，看到一个衣不蔽体的“叫化子”，把乞讨来的饭菜，摆在塔前虔诚祭奠。当时我们还不到十岁，不能理解祭奠者的那种神圣的哀思。现在想起来，这个祭奠者，可能是烈士的家属，可能是烈士的挚友，也可能是抗日战场上劫后余生的兵勇，甚至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不管是什么关系，那份祭祀英烈的深沉情怀，思亲与爱国交融，赤诚与凄寒并存，包孕丰富，崇高而又博大。

在这些与抗战息息相关的人家中，都找不到纪念塔的照片，在市井百姓中找到的希望，可能更渺茫，因为六十几年前，有条件照相的人不多，有钱的人，最多的也就是在相馆中照张全家福留念，一般老百姓是照不起相的，更不用说在纪念塔前来照相了。于是，我把寻找的目光，转移到文史刊物上，想从中找到这张珍贵的照片。我翻阅了历年来的《贵州文史资料》、《贵阳文史资料》，还是没有。我又把目光移到省外，也没有，但在河北省出的月刊《文史精华》上，却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统计数字：在抗日战争中，按各省人口与出征将士人数的比例计算，广西八分之一、贵州十二分之一、四川十八分之一，广西最高，贵州第二，四川第三。这个统计表明，贵州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突出贡献。

2010年秋，在与梁茂林先生晤谈时，言及寻找纪念塔照片一事。梁茂林先生当过老师，后又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十分严谨，是《贵州草鞋兵》的作者，他告诉我说，因为纪念塔是彰显贵州“草鞋兵”抗日事迹的珍贵建筑，为给《贵州草鞋兵》作插图，他曾四处查寻，也未找到。同时，他送了我一本《贵州草鞋兵》。此书忠于历史，资料详实，清晰地再现了六十几年前贵州子弟在抗日前线杀敌卫国的壮举。从书中知道，贵州奔赴抗日前线的部队，共11个师，70余万人。这些贵州军人，绝大部份是贫苦农民，其中、下级军官，也出身低微。他们的装备很差，甚至大多数士兵是穿着草鞋走向抗日战场的。但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这些黔籍军士，义无反顾，投身沙场，在松沪之战、南口争夺战、忻口战役、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缅北会战和滇西松山攻坚战等正面战场上，军官不畏死，士兵不惜命，牺牲了几万人，异常悲壮。《贵州草鞋兵》的另一名作者齐赤军，我也认识。他本人是转业军人，为人正直。他的父亲是身居山东的抗日英雄，解放后荣获中央军委“自由解放勋章”。《贵州草鞋兵》的这两位作者，他们的父辈都不是贵州人，但他们被贵州籍抗日将士用血肉与钢铁相拼的精神感动，不囿于历史陈见，坚持正义，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为不做亡国奴的贵州子弟兵立传，让世人看到了这段历史中贵州“草鞋兵”可歌可泣的史实，勇气可嘉，功不可没。还值得一说的是，梁茂林先生是齐赤军的老师，在他们合作撰写的《贵州草鞋兵》出版之时，虽然齐赤军已去世，但梁茂林先生还是谦逊地把齐赤军的名字排在前面。尊重历史、富有良知的人，在为人、为学上，也一以贯之，令人敬佩。

不久之后的一天，《贵阳文史》的一位编辑，兴奋地告诉我，说有人给了他一张纪念塔的照片。喜出望外，我高兴得答话都有点颤抖。但当我看到照片时，心里产生了一丝疑惑。这是一幅解放军与群众欢庆解放的老照片，背景是一座高耸的塔。照片上的塔，不太像我脑海中的纪念塔。这张照片，恐怕还不是纪念塔的照片。

在过去的岁月中，通过多种渠道，我断断续续地寻找贵阳纪念塔的照片，至今还未如愿，以后能否找到，也很难说。但在寻找的过程中，被淡化了的历史在我脑中逐步清晰起来，看到了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贵州将士的不朽功勋，忆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深情凭吊，对胡锦涛同志关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囯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的论述，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同时，寻找纪念塔的动机，也逐渐清晰，我，不是在寻找哪一个具体将士包括塔的主修者的功迹，而是在寻找那些以身殉国、马革裹尸的贵州抗日英灵，寻找贵州人民艰苦卓绝、不畏强暴，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抗日精神。这些在民族存亡关头同日寇以死相拼的将士，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大众，我们应永远铭记他们为国捐躯的壮举，不忘国耻，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鞠躬尽瘁。

后记

抗日战争的纪念性建筑，除抗日烈士陵园、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外，全国有抗日战争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三十多处，其中贵州有三处，即贵阳大南门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三桥的国民革命军第86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铜仁东山的“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建在贵阳的两座纪念碑，已于上世纪50年代初拆除。2007年《贵阳晚报》以“贵阳规划重建纪念塔”为题公告社会，不少市民为此奔走相告，盛赞此举；铜仁的纪念塔曾经改为“唐山地震铜仁遇难人士纪念塔”。2005年，铜仁己重修东山的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以凭吊先烈，昭示后人，振兴中华。

作者简况：刘隆民  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民进贵州省委副主委、省政协常委、文卫体专委会副主任。贵州美学学会会长、省写作学会顾问、省作协会员。